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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汇信行”案件冻结止付的数亿资金何时清退?

时间:2017-11-13 16:52 点击: 作者:新媒体
[导读]贵州省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的第四次新闻报道 贵州汇信行案从今年6月以来,有二十余家新媒体进行了三次负面报道,期间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而贵州省相关部门对此却自若岡闻,至今不向受害人公布冻结帐户的具体资金数额和去向?并采用打压手段,企图用当地律师接
——贵州省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的第四次新闻报道 
       贵州汇信行案从今年6月以来,有二十余家新媒体进行了三次负面报道,期间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而贵州省相关部门对此却自若岡闻,至今不向受害人公布冻结帐户的具体资金数额和去向?并采用打压手段,企图用当地律师接受委托的方式来用几千万元的清退资金隐瞒期间数亿资金的挪用截留和私分,在贵州省受害人中和坊间引起公愤和爆料。
        2014 年 12 月 8 日贵州省都匀市警方在汇信行融资中介平台正常履行合同、资金链未断裂、公司管理层没有跑路迹象且实体项目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将汇信行帐户全面冻结止付,并动用刑侦手段刑事拘留了刚从云南领奖回来的董事长赵洪兵,甚至有部分借款方建设或经营项目的银行账号也被冻结,至使汇信行在贵州的 34 家公司最终清盘。而云南中汇行与贵州汇信行同为赵洪兵注册,运营模式完全一样,被云南昆明授予“云南省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最受信赖奖”。为什么赵洪兵在同一时间做了同一件事,在云南被树立为创新典范,而在贵州却被当作大案要案一封了事。
贵州省:“汇信行”案件冻结止付的数亿资金何时清退? 
       在汇信行正常运行过程中,从来没有一次违约行为,合同一直正常履行,老百姓是受益人;通过汇信行这个资金中介,36个小微企业得到了老百姓的资金支持,赢得了发展机会,也是受益者;地方政府得到了稳定的税收,也是受益者。任何一种犯罪,肯定得让一个客体受害,不然不可能构成犯罪,而在汇信行运作中,谁是受害者?汇信行害了谁?而正是因为都匀警方乱作为让企业家成为阶下囚,让36个借款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也让本来受益的出借人变成了受害人。
      11月8日,记者对该案的进展进行了深入采访。
       如今汇信行两级法院审判已经结束,但整个审判过程表现出违反流程、草率判决,同时判决书也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根据贵州省都匀市法院的初审安排,汇信行案件的一审公开审理时间是2016年1月26日至30日,共计5天时间。在开庭后,由于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存疑较多、争议分歧较大,法庭不得不对辩方律师提出的疑问要求检方进行补充,在预定的审判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前一天于29日草草休庭。
      一审过去半年了,直到2016年7月19日再次开庭。涉案人员及辩护律师到庭后,未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对上次开庭遗留的问题进行质证、展开辩论,而是直接进行了宣判。直接宣判,说明法庭采纳的证据不敢在庭上公开质证。汇信一案是有多名嫌疑人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曾经经历补充侦察、发回重审,这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重大案件。然而黔南中院公然违背法律规定,未走辩论程序,草草了结审判',是对法律的公开贱踏。
贵州省:“汇信行”案件冻结止付的数亿资金何时清退? 
       《判决书》出现重大遗漏。根据都匀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发现认定的证据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可以说是滑稽可笑。如果非要裁判汇信行等公司的整个融资行为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理应把36个借款单位或个人与汇信行等公司列为被告一并追究。因为,汇信行作为居间公司,是资金输入输出的中介,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借款方。与其说是汇信行吸收了公众存款,准确地说应该是借款方吸收了公众存款。汇信行顶多是“从犯”,而不是“主犯”。这中间,有大量的合同可以作证,这是铁一般的证据。但是,在对36个借款单位或个人到底涉不涉嫌违法时,在同一《判决书》中出现两个决然不同的认定结果。
       《判决书》一方面说:“追赃挽回情况报告及追回资金去向说明,都匀市公安局现追回涉案资金……查封黔南安居、黔南银翔、丹寨中联等项目多处房产、商铺、土地,冻结独山青源项目资金443万元,开阳警方追回独山青源项目还款38万元”。该段文字描述,说明《判决书》认定黔南安居、黔南银翔、丹寨中联等项目涉嫌违法,所以采取查封、冻结、追回等司法措施。同时在《判决书》中又认定,“本案的三十余个借款单位或个人只是资金的使用者,不是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实施者”,而认定借款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对于同一个行为人,在一个《判决书》中认定他又是非法又是合法,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合法,为何又要冻结借款人的资金资产;既然非法,为何不将其列为被告人?
       由于这一重大遗漏,判决书也没有判决借款方应归还借款。
       一审判决书(2015)都刑初字第417号第115页至117页是本案的判决结果,共十条。其中第一条至第八条是对赵红兵、王建勋等本案八名被告的判决刑期和罚金,和融资借款归还无关,现在来看一下九和十条如下:
      “九、八被告人在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退还集资参与人;
      十、八被告人在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使用的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判决结果,以上十条中只有第九条涉及到“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退还集资参与人”。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违法所得是指什么?找遍两级法院判决书均没有很具体指向。指7.2亿元(判决书中确认)融资借款,显然不对。两级判决书罗列的合同、银行流水、出借人笔录、出借人出借登记表等事实和证据,均说明7.2亿元不在汇信行等系列公司及赵红兵、王建勋等八名被告手上,这个是铁证。非要这八名被告归还,显然不合道理。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归还。
       按照判决书判决结果来理解,这个违法所得只能指是赵红兵、王建勋等八名被告获得的居间服务费等所得归还集资参与人。“汇信行按月向借款方收取0.5%的借款利息,按约定借款期限一次性收取2%的居间服务费、借款项目考察费、抵押资产评估费、财务顾问费、律师服务费等。”这是判决书上清楚说明借款活动中借款方根据委托事项支付委托费用给汇信行,而不是出借人支付的。出借人手中没有汇信行出具的任何费用的收款收据,而只有36个借款方的收据和银行汇款回执。所以判决书的这个结果就很有问题,在法理逻辑上比较混乱,要归还也只能由36个借款方归还才符合正常逻辑和法理。不管怎样,就算要赵红兵、王建勋等八名被告的违法所得归还集资参与人,显然是远远不可能满足出借人的诉求。
       由于判决书上只字未提36个借款方的7.2亿元借款应归还出借人,所以根据这两份判决书是无法向36个借款方要钱的。那出借人只好自己向36个借款方提起民事诉讼,这时问题又来了。由于本案是把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同处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结果受害人起诉无门。
贵州省:“汇信行”案件冻结止付的数亿资金何时清退? 
    同时这个判决把出借款清退工作带入死胡同。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但两级法院的判决书均没有对7.2亿元的借款做出处理,这就让后期组织清退和资产处置等系列问题失去了法理上的依据。
       也正是由于法院的这份错误的判决,使得36个项目方(借款方)借钱不用还,也使得出借人的资金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
      采访中多名受害人指出:《判决书》的这一重大遗漏,暴露公检法涉嫌严重渎职犯罪 。
       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明确定义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贵州汇信行等系列公司居间的借款人、出借人之间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居间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的资金出借行为被定性为“非法吸资”,贵州黔南州及都匀市两级法院在事实上是把民间借贷和非法吸资等同处置。
      既然把民间借贷和非法吸资等同处置,案件中的36个借款方理应是本案的主犯,但两级法院避而不谈借款方的法律地位,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借款协助人(居间方)有罪,在判决书中对出借方的7.2个亿借款没有裁决,也就是说借款方无法通过该判决书要回借款,坐实出借款方为集资参与人风险自担的事实,导致借款方可以不用还钱。
       一审判决书(2015)都刑初字第417号第10页第最后一段及11页如下描述:“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红兵于2010年开始,分别在云南省、四川省、湖北省等地开设融资理财咨询公司从事‘居间服务’。2013年10月,报告人赵红兵、王建勋、何丽君等人共谋在贵州省开阳县开办融资理财咨询公司……
贵州省:“汇信行”案件冻结止付的数亿资金何时清退? 
       具体操作过程是,汇信行先与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或个人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居间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由借款方委托汇信行作为居间人向民间出借人筹集资金,并以汇信行的工作人员或者赵红兵亲友为出借人代表,与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后以出借人代表名义借款给借款方,并将抵押物登记、过户到出借人代表名下,同时委托汇信行指定的人作为收款人收取借款,累积达到一定数额后再转入借款人的银行账户。《居间服务合同》、《居间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汇信行按月向借款方收取0.5%的借款利息,按约定借款期限一次性收取2%的居间服务费、借款项目考察费、抵押资产评估费、财务顾问费、律师服务费等。之后,由汇信行将借款方资料制作成统一的项目推荐书,下发到各分公司进行推广、宣传,并以月息1.5%至1.8%为诱饵,吸引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到汇信行办理项目投资。”
       以上法院判决书得出以下结论:1、“由借款方委托汇信行作为居间人向民间出借人筹集资金”中“委托”二字更加说明汇信行是受借款方之托,同时承认汇信行居间人角色的居间性质; 2、“委托汇信行指定的人作为收款人收取借款”,收款人是借款方委托而不是汇信行委托的,既:在法律上明确了收款账户归借款方所有的属性;3、“汇信行按月向借款方收取0.5%的借款利息,按约定借款期限一次性收取2%的居间服务费、借款项目考察费、抵押资产评估费、财务顾问费、律师服务费等。”清楚说明借款活动中借款方根据委托事项支付委托费用给汇信行。
       一审法庭用于证实本案犯罪事实而采用的公诉机关证据中,大量出借人出借证据证实36个借款方是本案实际融资人的事实。
      本案从侦查、检查、审判三个环节均同时遗漏重要共犯,公检法三家对明知是有罪的本案36个借款方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已涉嫌渎职犯罪。而且本案涉及上万名出借人和7.2亿元巨额资金,属情节特别严重的重大渎职罪。该案件涉及贵州省黔南州、贵阳市及六盘水,按照涉案区域的归属地,应由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根据该线索立案侦查直至移送判刑,或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异地指定检察机关侦办。
    近期,一百多位受害人对以上部门办案人员向十四个部门进行了实名举报,在此举报人强烈要求贵州十部门依法给予书面回应。
        受害人向记者表述:两年多来,面对广大受害人的无数次上访、诉求,相关部门推委踢球、基层公安威胁打压。也许迫于今年6月以来的三次曝光和十九大召开在即的压力,政府近期终于抛出个‘’集资参与人登记表‘’,企图让受害人签字认可自己是‘’集资参与人‘’这一荒谬的定义,从而让受害人的出借资金失去法律上的保护。这一做法遭到受害人强烈抗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之后的表中将‘’集资参与人登记表‘’改为了‘’投资人登记表‘’。改来改去万变不离其中,居然和受害人玩起了魔朮。众所周知,投资和出借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投资是要承担所投资项目的经营风险的,如果项目无盈利或者亏损,都是要由投资者承担的,并且在投资项目结束以前,投资者在经全体投资人同意前不得擅自撤回投资; 借款则不同,借款是债务,借款人须承担还本付息义务,而出借人不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
贵州省:“汇信行”案件冻结止付的数亿资金何时清退? 
    有关部门也放出风来,这个登记是为了清退作准备。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清退方案并未公布,连收回的资金也是一本糊涂帐,7.2亿出借款大缩水,谈何清退呢?
     2014年案发初期(2016年9月8日都匀追赃挽损录音整理):追回的现金2451.6万元,冻结在银行1999万元;2017年1月经侦龙警官在(贵阳市)南明区信访办答复,据省公安厅报全省扣押资金2亿左右;2017年4月19日上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接待信访答复:据基层法院报开阳收回资金5000万,南明区收回100万,云岩区收回 1000万;2017年4月20日下午汇友约100人在南明信访办上访,贵阳市中院执行局孙雪梅副局长于下午4:30前往接待。通报信息:现全省收回资金9500万、冻结账号200多个2000多万,财产1300多个(估计含一般物品)。就在近期贵州官方平台公布的数据为9530.31万。无论那组数据都和判决书认定的7.2亿相距甚远。相关部门对受害人要求公开冻结及追回资金帐目表示抵触,完全有理由置疑是否有贪腐或挪用之嫌。
        回顾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当时他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此后,他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各种场合中频频阐释这一关键词。每到一地考察,他几乎都要与当地年轻的“创客”会面。他希望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理念。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表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在论及创业创新文化时,强调“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作为民间直接融资活动,理应理解为对银行借贷金融活动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因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扩大适用,未能清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未能明确区分该犯罪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的界限,增加了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人身自由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各界专家学者不断呼吁废除该罪、或减少该罪的适用范围。
      就在汇信行案发后,高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意见。这些司法意见,本应该能够阻断错案的发生或者予以纠正的,但是办案机关有进无退,一错到底,直到二审终结,由此凸显了司法任性。简单粗暴的执法把金融创新者沦为阶下囚;任性的判决让贵州汇案一万多受害人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党的十九大已经结束,该案一万多受害人期盼相关部门本着有错必纠,着眼于尽量减少受害人损失,千方百计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加快涉案资产处置返还进度,以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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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未知 (责任编辑: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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